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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价下跌不影响长期决策 我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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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价下跌不影响长期决策 我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自2014年7月份以来,石油价格一路下跌。最低时为2015年1月美原油(WTI)下探到45.30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下探到47.92美元/桶。石油价格下跌产生了很多议论,认为会导致新能源产业、电动汽车等关联产业成本劣势扩大,投资者撤退。对此,我们认为油价下跌更多是一种短期宏观经济现象,不能影响长期决策,不应动摇培育新兴产业、促进能源转型的决心和信心。

       油价下跌 不应影响长期决策

       国际石油价格是宏观经济变量,一直呈周期波动。第一次石油经济危机石油年平均价格从1972年的2.48美元/桶暴涨至1974年的11.58美元,随后进入平稳和下调通道。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年平均价格从1978年的14.02美元暴涨至1980年的36.83美元,随后开始回落。2000年以后,除了2008年~2009年有所回调,世界石油价格一直处于平稳上升通道,直至此次价格暴跌。

       石油价格一直受供求、政治、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历次波动更直接影响的是全球短期经济表现,并不能改变主要大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德国甚至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未来油价如一直维持较低水平,原油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最终市场会寻找到新的平衡点。美国能源信息署2014年底预计2015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在58美元/桶左右,2016年平均价格将达75美元。

       世界能源体系转型的 大势未变

       当前,化石能源的稀缺本质未变。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上世纪中后期的一项著名研究,考虑技术进步,化石能源储量大概可以利用520年左右。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2013年全世界的原油探明储量为16488.58亿桶,按照2013年全世界消费量332.86亿桶进行静态估算,石油剩余的利用年限在50年左右。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对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观认识量例如探明储量不断发生变化,但任何不可再生资源的资源基础都是有限的,人类最终还是要转向无限供给的能源。

       主要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步伐未变。OECD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2005年以来出现持续下跌,从50169.03桶/天降到2013年的45752.66桶/天,下降8.8%。美国从2005年的2080桶/天下降到2013年的1896桶/天。OECD国家煤炭消费量从2007年的12.08亿吨油当量下降到2013年的10.67亿吨油当量。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越来越重要。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中的比重从2008年的2.7%增长至2013年的5.3%。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从1980年的10826.35亿千瓦上升到2012年的21560.18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份额2013年已经达到17.4%。德国、丹麦等国家可再生能源已占一次能源消费30%以上。

       主要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未动摇。2014年11月,国际能源署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14》,认为下一个十年,全球新电厂投资额50000亿美元的60%将投资于清洁能源。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年底发表声明称,美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不会因油价而改变。2014年美国清洁能源投资较2013年上升7%,达到518亿美元。2012年日本颁布可再生能源激励计划,2013年太阳能投资相比2010年增长2倍以上,达到296亿美元。2014年12月,日本贸易部进一步严格规则,促进中标厂商加快投资。根据Bloomberg估计,日本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市场。

       我国正处于能源需求 增长趋缓的机遇期

       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已放缓,结构进一步改善。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2.3%,创1999年以来新低。煤炭消费总量10余年来首次下降。清洁能源占比大幅度增长,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1.1%,过去十年增速超过50%。

       能源需求增长变缓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提供了极佳的机遇期。一是增速下降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能源消费量增量相对较小,为能源结构调整,特别是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二是原油与可再生能源直接竞争关系不强烈为进一步降低煤炭比例提供机会。石油主要应用于交通、化工领域,可再生能源则主要应用于电力领域。石油作为发电燃料的机组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非常小,原油价格下降将不会直接冲击可再生能源发电。

       我国以往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已走到了尽头,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2014年全国有监测的190个城市172个PM2.5年均数值超标。即使APEC蓝贡献良多,北京市2014年PM2.5年均浓度仍达85.9微克/立方米,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低于20微克/立方米的清洁空气标准。截至2010年,美国近300个都市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值均达到了15微克/立方米的基本标准。2012年美国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更是规定,在2020年前所有城市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要在12微克/立方米以下。

       因此我国能源革命的应有之意就是下决心改变煤炭独大的局面。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全世界50.3%,直接导致我国成为碳排放第一大国,占全球总量的29%。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高达64.2%。我们还必须尽快扭转我国能源利用方式粗放、效率低下的状况。2013年我国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倍,美国的2.3倍,日本的3.8倍。

       大国赶超从来都是 聚焦前沿产业

       从地域上看,欧美和亚洲各自发生过两轮风云激荡的追赶:一是19世纪后半叶起美国和德国等对英国的赶超,以及二战后欧洲对美国的追赶。二是在亚洲,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对欧美的追赶,以及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等前赴后继的追赶。虽然各个国家的初始条件、禀赋和制度基础都不同,但是仍然体现出一些重要的规律。一是赶超都是选择性发展当时最前沿的技术和产业。例如德国聚焦化工和装备制造业,日本在明治维新时选择钢铁和造船,二战后选择汽车和消费电子。而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一直没下决心改变产业结构,经济绩效令人失望。二是在向技术和产业前沿靠拢的同时,辅以制度安排、管理、组织等全方位的创新。例如在第一次追赶中美国注重利用大规模制造的优势,日本更是在管理创新上做足了功夫。

       能源转型意味着产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性变化,顺应能源转型方向的产业无疑就是未来最前沿的先导产业。因此,我们不能再错失机会,再一次被动接受产业技术体系的颠覆性改变。